这里我们所讨论的告知义务是指合同订立时告知相关事实和重要情况，不涉及保险人对格式条款等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也不涉及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通知义务。简要区分，提示说明义务主要是要求保险人针对保险免责条款进行解释，不是对保险标的风险信息的评估；而通知义务则大体可分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出险通知义务、违反保证的通知义务等，是在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义务，与订立合同的磋商无关。

合同的订立始于要约和承诺，双方围绕自身权益，不断地进行调整、权衡、取舍，充分表达自由意志。但在海上保险合同的缔约阶段，《海商法》通过法定干预的方式规定了当事人的告知义务。相比《保险法》规定的“询问告知义务”，海上保险的被保险人应当主动告知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即“无限告知义务”。有文章指出，《海商法》中被保险人告知义务的范围为保险法规定的范围+被保险人知或应知并影响保费或者是否承保的情况。之所以这样规定，与我们深受英国保险法的影响不无关系。英国海上保险法中的“最大诚信”由来已久，当时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船舶的状况和航海中的风险大多数只有被保险人知道，保险人作为外行人对航海技术既不了解也无从获知存在何种风险。这就有必要规定被保险人应尽量主动告知存在的风险。这是保险合同射幸特征的内在要求，也是船舶保险得以维系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果被保险人故意隐瞒知道的风险，恶意投保，将使保险赔偿的概率大大增加，众筹保费和高额赔偿之间的对价平衡也将不复存在，海上保险难以为继，最终损害航运业的发展。

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海上保险的基础形势已然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航运主体和船舶经营模式呈现广泛化、多样化的发展态势，被保险人的知识水平、层次类型和航运经验也存在较大差异，不加区别地让所有的被保险人承担无限告知义务，似乎过于苛刻，也容易使得“违反告知义务”成为保险人主张解除保险合同的有力说辞。另一方面，保险人对航运业积累的承保经验日渐丰富，对航运风险的评估和预测也更加准确，已远非百年之前的弱势一方。加之保险人作为合同条款的起草方，其对保险合同订立时应关注哪些风险因素更加清晰，在订立海上保险合同的过程中让保险人更多的发挥能动性，主动提示询问一些重要情况以弥补被保险人的注意不足，似乎是更优的选择。双方的提示询问比单方的狭隘陈述显然能够更好地保证合同条款的质量。

从前文提及的《海商法》第222、223条看，被保险人缔约阶段的告知义务已然规定得很明确，那么保险人在此阶段是否也存在类似告知义务呢？这要分析《海商法》第224条，该条分别规定了被保险人和保险人“未告知”相关重要情况的法律后果。其后半部分明确保险人已知或应知保险标的不可能遭受损失的情况下，被保险人有权收回保险费。

事实上，无风险则无保险，风险的客观性、损失性、不确定性是保险合同成立的前提，既然已经确定保险标的不可能因保险事故而遭受损失，固然也无法称其为保险合同。《海商法》第222条规定的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其主要功能是为了使即将成立的海上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之间达到信息对称，以实现双方合同利益的平衡。告知义务履行的程度影响后续合同的解除或变更，其后果是“面向未来”的。然而，《海商法》第224条并未从正面要求保险人对其知道的重要情况负有告知义务，而是提及了“未告知”的法律后果，与前述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不同，这种“未告知”的后果是“追溯过往”的,其溯及保险合同没有成立也不可能成立的状态。但并不是说保险人就其所知道的重要情况，不负有告知被保险人的义务，抑或是默认可以向被保险人故意隐瞒。因为如果忽视保险人的告知义务同样将严重破坏缔约双方的利益平衡，只不过此种不告知行为按照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即可规制，可能因其不当行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因此，笔者认为，保险人在缔约阶段也有告知义务，但不同于被保险人的无限告知义务，其是基于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一般要求，而《海商法》第222条被保险人的无限告知义务在标准上更高，内容更丰富，更加能够体现海上保险合同发展的特殊性。

另外，笔者还注意到，《海商法》第224条的前后两部分，在法律后果的设计上亦体现了不对称性。前半部分在被保险人未告知已知事实的情况下，被保险人是要承担保险费之损失的，而后半部分在保险人未告知已知事实的情况下，保险人仅需退还已经收取的保险费，相当于不当得利返还，并无实际损失。无疑，在本条项下虽然双方对各自已知事实承担的是对等的告知义务，但却不享有对等的法律后果。笔者认为，隐藏在该条中双方的告知义务仅和诚信有关，而与获取航海信息的能力无关，此种情况下基于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态度和规制不应有所差别。采用保险费不退或者双倍返还保险费的方式，似乎能够对双方达到对等的吓阻不诚信行为的作用，但是否会影响公共保险利益，有待另行思考。

除外责任是否就是通常所说的免责条款呢？这种讨论的意义在于除外责任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保险法》第17条第2款“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进而确定该条款对被保险人的效力问题。

首先，除外责任可以是合同约定亦可以是法律规定。《海商法》第217条规定：“海上保险合同的内容，主要包括下列各项：……（六）保险责任和除外责任……”《人保船舶保险条款（2009版）》第二条集中列明了十种除外责任，规定该条所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责任或费用，该保险不负责赔付。由此，不同于被保险人告知义务的法定性，除外责任首先是《海商法》规定的合同条款。同时，除外责任条款通常作为基本保险条款的一部分，属于保险人为了反复使用而设计和印制，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不容被保险人与之协商的条款，因此属于格式条款，并且除外责任条款排除承保风险条款的适用，具有优先效力。我们继续观察除外责任条款，可以发现“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不适航”“磨损、锈蚀”等情形，在《海商法》海上保险合同章节亦有相应提及，第242、243、244条分别规定了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几种情形。显然，此处亦应解读为除外责任，与约定的除外责任相区分，其属于法定除外责任。再进一步，第242条的法定除外责任为了防范道德风险，具有强制性，不存在合同约定排除的余地，属于强制性除外责任；而第243、244条均承认合同可以另行约定排除适用，保障了当事人处分合同的自由，属于任意性除外责任。

其次，海上保险合同中的除外责任条款应理解为免责条款的一种类型。理由如下：

第一，不论是《保险法》还是《海商法》均未有对免责条款、除外责任条款的准确定义，无从借助概念明确二者的联系或区别。事实上，从合同实践来看，二者的主要作用都是排除保险人责任的承担，在功能上并无二致。

第二，与前述《海商法》第217条的规定相类似，《保险法》第18条也规定了保险合同的主要事项，只不过该条中并未使用“保险责任和除外责任”的表述，而是使用了“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的表述。《海商法》的制定更多地借鉴了英国保险法、国际公约和惯例，将“exclusions”译作“除外责任”或许能更好地理解原意；而《保险法》的制定更多地是参考了大陆法系的规定，表述上略有区别不足为奇。

第三，通过对海上保险合同基本条款中除外责任条款的梳理，可以看出：一是除外责任条款通常适用于防范道德风险、危害范围难以预测、系统性不可分散的风险以及某些与行业相关的特殊风险。该类风险是海上活动经验的总结，将其列明除外一方面能够提高缔约效率，另一方面能够降低投保成本，开发性价比较高的保险产品。例如战争除外责任、罢工除外责任等。二是实践中除外责任条款通常指的是完全除外，即该类事件引起的损失全部不予赔付，这不同于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等形式的限制责任条款。但海上保险合同中除外责任条款的这两处特点，并非与免责条款存在实质性分歧。

第四，2012 年 3 月发布的《保险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10条曾将除外责任条款界定为免责条款的一种类型。

综上，鉴于免责条款可以是全部免责也可以是部分免责，而海上保险领域中的除外责任条款集中规定在基本条款内，且不区分免责比例，因此实践中将除外责任条款理解为免责条款中全部免责的一类是可行的。

《保险法解释二》第9条第2款明确规定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除外责任条款的触发并不具有解除合同的效力。这是因为，除外责任的风险已经纳入保险合同签订时的预见范围，在计算保费和承保金额时已经将其影响因素排除在外，其风险的发生并不额外增加保险赔付负担，不会影响保险合同的继续履行。而解除合同的条款虽然表面上看上去也是保险人不再承担保险责任，但二者发挥作用的机理不同，解除合同是因为承保风险发生了改变，导致合同继续履行会造成不公平，因而允许单方解除或自动解除，故又可将其称之为风险改变条款。

除外责任条款的适用需要进行因果关系考察。并非除外责任条款列明的风险只要存在，保险人就免除赔偿责任，只有当列明的风险实际导致了损失、责任、费用，保险人才不负责赔偿。解除合同条款则不同，双方充分协商约定好解除条款后，合同履行过程中就不应再考虑因果关系的介入，而应在意解除条件是否成就，一旦成就说明合同已经陷入危险境地，合同订立时的基础已经动摇，当事人一方即时取得解除权或者合同自动解除，进而得以使当事人从不可控的合同风险中解脱出来。

如前所述，只有作为保险条款写入保险合同的除外责任才具有免责格式条款的性质，得以适用“提示说明义务”。然而，问题是法定除外责任和约定除外责任存在一定交叉，例如“被保险人故意行为所致损失不负赔偿责任”的条款是否还需要不加区别的尽到“提示说明义务”？

《保险法解释二》第10条明确，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条款的，投保人等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不予支持。但是，该条同时规定适用的前提是“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笔者认为，该处规定不尽合理，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属于法定强制性除外责任，即使保险合同中未有约定，也应当受此规制，不能因为写入保险条款反而降低其强制性，同时也不应接受当事人以不清楚法律规定为由的抗辩。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属于其可预见、可操控之事，与之引发的事故风险不符合客观性、不确定性的特征，自然不应属于承保范围。因此，保险人不必对此承担提示说明义务才更为准确。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除外责任条款虽有与法律规定交叉的情况，但是往往是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扩大了适用范围，或变更了适用条件，对于发生改变的部分，保险人仍然要承担提示说明义务。于此同样适用于法律规定有任意性除外责任的情况，其逻辑路径在于先推定当事人应当知道法律规定的除外责任，再去考察约定的除外责任相较法定的除外责任而言，是限缩还是扩张，从而得出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必要性判断。

当然，“提示说明义务”不能是教条适用，司法实践中应区分个案充分考虑双方地位、经验、缔约能力、利益平衡等诸多方面的具体情况而综合认定。

保险基本条款之外的未尽事项，合同双方会通过特约条款进行细化明确。相较被动接受的基本条款而言，被保险人的意志在此处得以个性化的表达。

保证条款是保险人控制风险的重要条款，也是特约条款的主要形式之一。肇始于《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的保证制度，向来以严苛著称。即使被保险人违反保证的行为并没有增加保险的风险，也并没有对保险标的造成损害，或者，即使被保险人在违反保证的事实发生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恢复到违反保证事实发生前的状态，保险合同都可以自动解除。《2015年英国保险法》对此进行了修改，针对违反保证的行为从合同自动解除变为合同效力中止。

我国关于保证条款的规定，仅仅是《海商法》第235条和《海上保险司法解释》第6、7、8条，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规定，虽然没有自动解除的严苛表述，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较为突出的是如下两点：一是没有明确保证条款的基本概念和构成要件，造成适用上的模糊不清。二是在被保险人违反保证条款后发生了保险事故的情况下，不论被保险人有无立即将违反保证条款的行为通知保险人，不论违反保证条款的行为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否有关，保险人都可能利用法条的规则径行主张或通过变相提高承保条件等的方式实现自被保险人违反保证条款之日解除合同，而不负赔偿责任的目的。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可能因自己违反保证条款的行为，丧失对与此行为无关的保险事故的赔偿请求，难谓公平。在《海商法》相关条文修改完善之前，对待所谓的保证条款应从形式上和内容上保持审慎的认定态度，充分评估条款约定之时双方的缔约能力和预见能力，准确把握该类条款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保险合同其他条款的履行状况综合做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