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A服饰公司和B货代公司

签订服务协议，

约定B公司为A公司提供“双清包税”的

货物出口运输服务，

双方多年合作都比较顺畅。

2024年12月，A公司委托B公司

运送一批服装发往M国。

货物于12月19日出口结关。

B公司于12月31日告知

A公司运输集装箱被M国海关查验，

A公司配合提供了相关证明材料，

经B公司与M国海关沟通，

确认系同一集装箱中

其他托运人的产品存在侵权，

A公司托运的货物中无侵权产品。

后A公司多次催要货物未果，

其M国客户不得不取消订单。

A公司为此诉至法院，

主张货物损失45533.7美元

（折算成人民币为324199.94元）。

B公司则认为，涉案货物为拼箱货，

其作为货代无任何违约和过错行为，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即便B公司需承担赔偿责任，

按照协议约定也只需赔偿生产成本损失。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迅速查阅卷宗、

厘清案件事实及双方法律关系和争议焦点，

同时，审判团队还同步推进双方的调解工作。

A公司：“法官，他们负责货物国内出口报关、运输至国外并派送至指定地点之间的全程服务，这可不仅是货运代理人，双方之间实际成立了运输合同关系。”

B公司：“我们仅仅提供货运代理服务，提供的是跨境电商贸易下的拼箱运输服务，我们之间属于货运代理合同关系。”

法官：“依据《最该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规定，识别货运代理企业与委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结合合同约定、交易习惯及具体的履约情况进行认定，履约情况与合同约定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以实际履约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为准。本案中，从B公司提供的‘双清包税’服务内容来看，其作为跨境电商物流经营人，身份并不等同于一般的货运代理人，而更类似于多式联运经营人。”

B公司：“我们签订的《服务协议》第5款约定了损失赔偿方式，我们承担责任的限额为不超过A公司替换或重新生产遭受损失、损害和/或破坏的货物而发生的实际成本。所以，即便我们要承担赔偿责任，也只需赔偿替换/重新生产的成本损失。”

A公司：“格式合同中不合理地加重对方义务、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无效，我们的损失应由B公司按照正常的情况进行赔偿。”

法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第（二）项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本案中，B公司的赔偿数额并不一定以协议约定的限额为准，若《服务协议》中有关赔偿责任限额的约定经法院审理被认定为格式条款，则B公司的赔偿责任可能会超过协议约定的限额。”

承办法官从运输合同与货运代理合同的识别、

赔偿限额条款的性质与效力等方面

为双方当事人释法说理。

经过法官一遍遍释法劝导，

耐心梳理双方利弊，

最终双方对赔偿费用达成统一意见，

纠纷圆满解决。

跨境电商物流具有运输距离远、环节多、链路长的特点，且因目的国海关政策、查验标准的变动而易出现货物被查扣、延误的情形。本案厘清跨境物流货代与多式联运经营人的法律边界，有效维护了国际贸易链条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 南京海事法院主动化解纷争，通过专业的司法服务，使原本剑拔弩张的双方放下芥蒂，以最快速度回笼资金、恢复经营，实现了案结事了、共赢发展的良好效果。对规范跨境电商物流行业秩序、提升市场主体法治意识具有重要示范作用。